摘要：
在重庆沙坪坝的城中村巷弄里，一块木牌上写着 “住宿：大铺8元，单间15元”。门框朽烂的旅店，像一块被城市遗忘的补丁，成为无数漂泊者的临时落脚点。
他们大多是干零活的，建筑工地上的、搬货的，天不亮就出门，天黑才回来。有的人住几天找到工作就走了，也有人一住大半年。就算攒下点钱，还是舍不得换贵一点的地方。15元的单间常常空置，8元的大通铺挤满了人。
每天凌晨五点，建筑工已经出门，到劳务市场等活儿。送外卖的小哥检查完电瓶车，也奔走在路上。没活儿的人陆续醒来，在旅店里刷着手机，各自寻找工作。
图、文、视频| 吕萌 剪辑| 杨凡羽 编辑| 陶若谷
被挑选，被压价凌晨五点，沙坪坝街道上，路灯在晨雾里晕开昏黄的光。巷子深处的8元旅店，已经亮起了灯。
旅店是三层老房子，穿过店外走廊进入客厅，白炽灯积了厚厚的油灰。桌上摆着前晚的剩菜，冰箱发出沉闷的嗡嗡声。时不时老鼠从角落里蹿出，又躲进了厨房。不到十平米的房间，弥漫着复杂的气味——墙皮渗出的霉味，厨房的饭菜味，还有经年不散的烟味。
展开剩余94%客厅旁的住宿间，几个赶早工的建筑工人已经醒了。他们轻手轻脚坐起来，怕吵醒别人。房间里鼾声此起彼伏，十多个人还睡着。郭明走出客厅，拧开水龙头。冷水冲下来，他接了一捧猛拍在脸上，困意全无，又漱了漱口。
他的目的地是沙坪坝劳务市场，离旅店一公里。按往常，他不必来得这么早。做江湖菜的厨师，通常要到九点以后，才会有餐饮店老板来招工。而眼下，郭明已经很久没接到像样的活儿了。往日的经验，在漫长的等待面前已经失效，他只能跟着零工们的节奏，天不亮就出发，来市场碰碰运气。
人力广场上，已经有三四百号等活儿的工人，背着工具包，望着每一辆可能停下的车。郭明蹲在一家还没开门的店铺台阶上，身前摆着用香烟纸壳做的简历。每当看到穿着整齐的人走进广场，他便立刻起身，跟着人群一起围上去，看看是不是来找厨师的老板。
凌晨五点多，重庆沙坪坝劳务市场等活儿的人。
招工的人被围在中间。
郭明是万州人，在重庆做厨师十多年，也是八元旅店最久的住客之一。十年来，他的生活像候鸟一样规律：每年春节过后从万州老家来重庆，在旅店落脚找活，八月底回老家帮父亲收稻子，稻谷进仓后再返回沙坪坝，继续打工。
刚来重庆打工时，他听说沙坪坝有三十块一晚的住处，沿街找了半天，才找到一间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个行李箱的小单间，住了半个月。后来，有人告诉他巷子里还有更便宜的——单间十五块一晚，通铺只要八块。他在巷子深处，找到了现在的八元旅店。此后，这里成了他在重庆的固定落脚点，也成了漂泊的圆心。
看招聘信息的郭明（中间穿条纹T恤）。
郭明站在店铺前，时不时朝远处张望。
郭明手举牌子等工作，四周都是和他一样来找活的厨师。
今年春节后，郭明照例来到重庆，但找工作并不顺利。从年初到九月，总共只上了不到一个月的班，在一家江湖菜馆。二十多张桌子靠他一人掌勺，郭明说，老板为了省钱，让员工吃客人的剩菜，他自己想炒点土豆丝，不想吃剩菜，和老板起了争执，最后被以“生意不好”为由辞退了。
“以前找活儿容易多了。”郭明回忆，过去劳务市场有十几个老板招人，谈好价钱就立刻上岗，在旅店住上二十天，就能找到工作。现在冷清了许多，有老板来，很快就被等活儿的围住。一上午，郭明没看见一个招厨师的，劳务市场的黄金时间是早上九点到十一点，过了这个时间，再等也没用了，便回了旅店。
郭明住在旅店二层走廊的尽头一间屋子，那间屋原本是个单间，过去他一个人住，十五块钱一晚。后来老板把房间改成通铺，多摆了几张上下铺。那阵子他正好没找到工作，也懒得再折腾，就留下继续住。
郭明靠在床上，不停地刷手机上的招聘信息。
他手机里装着几个常用的求职APP，“川渝厨师”“掌上厨师”，从大馆子到街边小店，他都留意。遇到合适的就打电话，谈妥了再动身，免得白跑一趟。
今年求职的人特别多。招聘APP上，刚发布五分钟的岗位信息，就显示有十几个求职者已经打过电话了。而且招聘要求提高了——过去一个炒锅师傅只管炒菜，如今还得负责切配、甚至洗碗、收拾桌子。
更让他为难的是年龄。郭明今年47岁，而招聘启事里很多都写着“45岁以下”，甚至“40岁以下”。他心里清楚，问题不在手艺，而在体力。厨房是个拼体力的地方，一天要颠勺、洗锅十几个小时。上了年纪，手脚慢一点、反应迟一点，工钱自然就要被压下去。
半年里，他跑了二十多家店，却没一家谈成。妻子劝他别太执拗，咬着工资不放，在现在这种环境下，谁都得学会退一步。可郭明有手艺，不愿太低头，况且降薪凑合着干，也不是那么容易。
旅店衣架上晾晒的鞋垫。
走廊里放着一双皮鞋，郭明平时很少穿，只有面试时才用得上。
8月在大排档应聘，每个厨师都先上去炒两个菜，再站在一旁等。老板逐个压价，只留下报价最低的两个人。像这样的场景，这一年他经历了不少。
厨师们挤在狭小的后厨里，郭明觉得自己被当成“商品”，被挑选、被压价。与此同时，工价一再下滑——前两年他还能拿到六七千，如今普遍五千出头。5月份的一次，他原以为谈好了月薪七千五，结果到了店里，老板又改口成六千。
保安，单身汉，半个闲人在旅店里，郭明尽量节省。每天自己做饭，油盐调料自买，长住就买大桶油，短住就打散装的。不论有没有活儿，月底他都得准时给两个孩子打生活费。妻子在老家超市上班，挣得不多，家里开销靠他撑着。
他和刘少杰住在同一间屋，两人几年前就在旅店认识，有时轮流买菜，郭明负责做饭。刘少杰断断续续在旅店也住了六年，外出干完活，或者一时没活干，他就回到这儿住。今年，他在这里住了6个月。
在旅店吃剩饭的郭明。
巷子里的旅店招牌。
中午在旅店做饭的住客。
旅店最早由一位姓陈的老板经营。那时候，老板、老板娘和一位登记员三人分工，老板管账，老板娘守前台，登记员负责登记住宿。卫生也有专门的保洁阿姨定期打扫。洗澡、做饭另收费，各要两块，老板娘会守在洗澡间门口收钱。旅店虽小，却算是有条不紊。后来陈老板另开了面馆，就把旅店转手了。
今年三月，60岁的张金辉花了四千块把这家旅店接了下来。周围旅店的房价都涨了，他却还照旧：单间15块，平铺8块，也免去了洗澡费。顶层原本盖着旧石棉瓦，年头久了，下雨天总漏水。张金辉接手后，把屋顶换成了彩钢棚，又把一间单人房改成了大通铺。
在房客眼里，他是个脾气古怪的老头，平时喜欢一个人待着，不爱说话。谁要是话多了点，没准就被他吼两句。但大家也知道，他心眼不坏。接手旅店后，他买了十几床新被子，给刚到旅店还没来得及买生活用品的房客先应个急。要是有人做饭多烧了点气，他也懒得计较那几块钱。“人都是出来混口饭吃的，”他说，“为那点小钱伤感情，没意思。”
他在旅店附近小区当保安，黑白班倒着上，隔一天来旅店看看，顺手清理下垃圾、扫扫地。平时，住客是定期微信给他转钱。
张金辉去旅店清理垃圾。
清扫烟头。
小旅店的生意跟季节走。生意最好的时候，就是过完年，正月里打工的人陆续返城，几乎天天满员。眼下这个时候，人就少多了，大家都忙着出去挣过年钱。现在住着十五六人。
张金辉算过账，一天能挣上一百块就算不错，每月里能有两三千块收入，赚个生活费。有时房客没交钱就溜了，他也只能认栽。刘少杰住得久，张金辉就让他平时帮忙守店、接待房客、做登记，算是抵了住宿费。
旅店二楼的单间门口。
白天，旅店里的空床位。
刘少杰的生活几乎每天都一个样。早上睡到自然醒，先把昨晚的剩饭炒一炒当早餐。吃过饭，他去劳务市场转一圈，但往往待不了半小时就回旅店，看看手机，然后睡个午觉，从一点多睡到三点。睡醒了，他去沙坪公园散步，打打小牌，和旅店里的人下象棋。
刘少杰今年39岁，在重庆的汽配厂里做临时工，断断续续干了十多年。他形容自己是“半个工人、半个闲人”，有活就干，没活就歇着。旅店是他的第二个家。
空闲时，刘少杰和旅店里的住客下象棋。
今年刘少杰是清明节后回来的，跑了两家汽车配件厂面试，做汽车内饰。面试地点设在工厂食堂，现场挤了二百多人，连转身都费劲。流程还得试岗、等通知，他转了一圈就烦了，觉得这么招人太拖沓：“真要人就干脆点，不用就别让大伙白跑一趟。”来回轻轨花了十二块，一天下来，常常什么结果也没有。
有一家厂要求试岗八小时，不通过就不给钱；另一家试岗工资给得高，一天240元，但体检格外严格，查职业病、测听力、看有没有纹身，光体检费就得两百多。试岗48小时之外，还得考核产量，完不成就得免费加班。
去年，他在一家汽配厂做汽车座椅。流水线从早八点开到晚八点，十几个小时，一直握着螺丝枪，稍不注意就会打滑，一报废就得返工重磨，全程站着。
旅店门口，衣架上挂着安全帽。
刘少杰算过账，就算一年天天上班，能挣六万多块。可现实是，没有哪家厂能全年旺季。汽配厂通常九月到次年二月忙得紧，三月到八月就进入淡季，一个月常常只能干半个月，拿三千出头。
他感觉这几年工价一直没什么起色。轻松久了，人也散了。仅去年一年，他就换了四个厂子，断断续续只干了六个月。忙的时候一小时给到二十二块，淡季就十六块。他一直没攒下什么钱，生活总是维持在刚够用的状态。去年攒下两万多块，现在剩不到一万。
刘少杰和旅店里的室友聊天。
在旅店里住的时间，刘少杰一年比一年长，他自己总结，抱着一人吃饱，全家不饿的心态过日子。八元旅店里，像他这样的大龄单身汉，或是离了婚的男士，不在少数。
“大多没有长远打算，也缺少那股逼着自己赚钱的劲。”刘少杰总结，大家闲聊度日，刷短视频打发时间，巷子里的麻将馆老板时不时来旅店拉人凑局，一来二去，就更提不起劲去找工作了。下次找活儿，应该是在过年之前，刘少杰准备再进厂挣一些钱，回家过年。
旅店的床铺。
没有工作的高龄打工人，在旅店走廊里洗漱
来旅店的新住客。
能做一天算一天八元旅店对这些打工人来说，是一个临时中转站。有人只住两天就走，也有陆续赶来的新面孔。
范文武是今年九月中旬来的，住在一楼，12人间。下午，没找到活儿的人陆续回到旅店。上铺的江西小伙子闭目听佛经，下铺几位年长的躺着聊国际时事。范文武只是听着，偶尔搭几句，多数时间低头刷手机找活儿。
旅店里，用手机找工作的打工者。
范文武在招聘平台上找活儿。
来重庆前，范文武在成都做日结工。早些年，朋友的工地上常有活儿，一个电话就能上手。有时接到需要五六个人的活儿，再拉上自己圈子的人，一来二去就组个团队。只要运气好，一个月能挣七八千块。
这两年新楼盘开工少，零散装修也不如从前。带一队人一起干的活，现在难得碰上。今年在成都，范文武一个月最多也就挣三四千元，收入比前几年少了一半。
他把更多精力放在网上找活儿，慢慢也总结出一套规律。老板集中在早上八九点发布招工信息，但有些好活儿，会在前一天晚上甚至半夜发布，第二天一早就要人。
鱼泡网、BOSS直聘、前程无忧，挨个看。动作必须快，信息一旦沉下去，机会就没了。另一个规律是，信息发布超过十几二十分钟，基本就没戏。地点太远或时薪太低，也会直接舍弃，省得浪费路费和电话费。
即便如此，抢活儿仍然很难。很多招聘电话一直占线，好不容易打进去，对方说人满了。有时候，原本谈好的活儿，过一会儿老板又说不用来了，范文武知道，“因为有人报价更低。”
在旅店外的走廊，范文武用推子剃头。
为了节省开支，范文武通常在小餐馆吃炒饭或者面条，日常花费保持在50元以内。
“做日结工的日子像是陷进了一滩挣不脱的泥潭。”范文武常想，自己折腾了大半辈子，房子、家庭、安稳，一样都没攥住，日子一直往下坠。他17岁出来打工，在山西下过煤矿，在东莞摆过摊，哪儿有活就去哪儿。
在成都做厨师那些年，攒下过十万多块，他本打算再努力一阵，回老家县城买套房，过上稳定的生活。可七年前一场大病——心肌梗塞，基本掏空了他的积蓄。从此他随身带着药，一天也不敢落下。
范文武随身携带的药。
身体弱，他炒菜的时候，手会不受控制地发抖，只好辞去厨师的工作，转做日结零工。可每月一两千块的药费成了固定支出，这些年挣的钱，大部分花在看病上。
从稳定的厨师转为日结工，收入也变得起伏不定。成都用工平台上，工价分得清楚：扛水泥这类重体力活，一天能挣四五百；打墙、铺地砖稍轻松些，二百多；广告安装、贴纸搬货类的轻活，一百出头。范文武还是选重体力活，挣得多些。
心脏病始终是一个隐患。有时正干着活，胸口闷得喘不上气，就靠墙边，吃药休息一会儿，又回工地把活儿干完 。行情越来越差，身边的人陆续回老家，有的做小生意，有的回去养殖。
范文武不想回去。母亲辛苦把他带大，身体一直不好，母亲一走，他觉得家也没了。父亲几乎不管他，两人少有来往，家里的房子写在了弟弟名下。他说自己“没什么根，也没啥牵挂”。
他在床上翻看行李。
没有工作的人们躺在旅店里聊天。
一位高龄打工者受伤的脚。在工地干活儿的人，踩到钉子、铁丝受伤，时有发生。
来重庆前的一个月，交完房租，手上只剩一千块钱，他想着换个地方碰碰运气。最近十多天，他联系了一个搭建展台的活儿，一天180，后来因为下雨临时取消了。接着又联系了夜里给学校搬水泥的活儿，但因为晚上没人审批入校，走到半路又回来。
旅店所在的巷子里的居民。
干完活儿的建筑工人走进巷子。
晚上，八元旅店慢慢热闹起来。干完活的工人陆续回到旅店，背着工具包上楼，或蹲在门口抽烟。一楼厨房最忙，排着队做饭，谁先到谁先用灶。洗澡间也排队，有人端着盆在门口等，刚洗完出来的人，身上还滴着水。走廊狭窄，衣服和毛巾晾在一旁，风扇在头顶缓缓转动。
范文武没来得及吃晚饭，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活儿——给大型超市安装货架，但工地在綦江，距离70公里，要从晚上十点干到早上八点，工价280块。别人劝他太远不值得去，但他算了算开销：动车票24块，二十多分钟就到，加上吃饭，能剩下大约200块钱。
眼下手里的钱不多，他也不挑活儿了，能做一天算一天， “管它呢，总比没有好。”
夜里，范文武准备去干活儿。
（文中除范文武外，其余人为化名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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